概述

程懋筠（1900年8月25日—1957年7月31日），字雨松、然云等。江西南昌新建大唐汪山土库人，音乐家。出身官宦世家，幼时尤好音律。其后在江西省立高等师范学校深造，专攻小提琴。1916年留学日本，入东京音乐学校，主修声乐，两年后兼修作曲。

1926年返回中国，先后执教于南昌一中、南昌二中、及南昌女子中学、浙江省立湘湖乡村师范学校、杭州英士大学。1928年受聘为国立中央大学（南京大学）艺术系声乐副教授，曾任音乐组主任、教授。程懋筠讲课认真、全面、生动而能抓住要领，在师生中被称为“全才”。期间曾谱《国立中央大学校歌》、《中华民国国歌》(又名《三民主义歌》)。以后曾在江西主持“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并办《音乐教育》月刊，曾任南昌中正大学音乐教授。1949年未随国民党赴台，留在上海从事音乐教育，曾任上海国立幼儿师范学校、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声乐教授。1957年7月31日在南京逝世，终年57岁。

家庭生活

1926年与江西省女子师范学校毕业的舒文辉（1905－1993）女士结婚，生有一子一女，长子程应锟（1929－1978）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后在哈尔滨师范学院艺术系任教。长女程应钿（1930－1995）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后在哈尔滨从事医务工作。

1939年抗战期间，率领音教会合唱团、话剧团辗转江西各地宣传抗日，爱上了同样有子女的女同事张咏真（1914－1992）女士(西安音乐学院钢琴教授)，并于1939年结合，生有二子二女。次女泰尔（1941－）为中央音乐学院钢琴教授，曾任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钢琴教授。三女儿宁尔（1943－）在西安音乐学院担任作曲教授。次子张坚（1945－）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现任成都军区战旗歌舞团艺术指导。小儿子张强（1947－）毕业于清华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教授。

三天写出中华民国国歌

程懋筠在家乡学校担任音乐老师一职期间，恰好孙中山先生留下了几句激励学生的话语，当时的民国政府想把这几句话谱曲传唱，于是在报纸向全国刊登征集求曲的信息，程懋筠看见后花了3天时间把这段话谱成曲，最后被选为民国国歌之一。

脑溢血病发

1951年程懋筠应兰州西北师范学院（今西北师范大学）艺术系主任吕斯百之邀携家前往甘肃，途中在西安患脑溢血并在西安修养。1953年继室因儿女年幼需要照顾，无法承担照顾程懋筠重担，遣人将程懋筠送回原配发妻，居住南京农学院宿舍养病。1957年7月31日因脑溢血症复发，在家中病逝，葬于南京郊区公墓，享年57岁。

后继有人

程懋筠的音乐事业后继有人，他的长子程应锟 5岁开始学钢琴和声乐，8岁即上台表演钢琴独奏， 9 岁开始创作儿童歌曲，曾在十多个国家进行巡回演出，应锟记忆力好，是一部音乐的活词典，后来成为中国著名的音乐理论家。

作品

程懋筠是声乐家，又是作曲家，创作过各种类型、各种体裁的歌曲近百首。其中作品大多数刊载于《音乐抗战曲集》和《音乐教育》月刊，还有一些零星发表在当时的音乐刊物和杂志上。著有：

• 《低级文化与民族歌谣》1934
• 《音教抗战曲集》1940

音乐作品：

政治歌曲

• 《新生活运动歌》
• 《国民精神总动员》
• 《少年团团歌》
• 《中华民国国歌》
• 《新中国颂》

抗战歌曲

• 《救国义勇军军歌》
• 《救国歌》
• 《复兴歌》
• 《抗日军歌》
• 《全靠俺自己》
• 《打游击去》
• 《再牺牲！再前进！》
• 《锄奸谣》
• 《打铁歌》
• 《抗敌救国》
• 《好铁要打钉》
• 《我们的祖国》
• 《救国是我们大家的事》

校歌

• 《中央大学校歌》
• 《中正大学校歌》
• 《正气中学校歌》
• 《英士大学校歌》
• 《国立幼师校歌》

抒情歌曲

• 《怀旧》
• 《归来曲》
• 《春宵别》
• 《归航》

概述

梅汝璈（1904年11月7日—1973年10月17日），字亚轩，江西南昌人，籍贯湖北黄梅。中国法学家、律师、政治人物。梅汝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期间努力维护民族尊严，伸张国际正义，对第一批28名日本甲级战犯的定罪量刑工作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梅汝璈著有《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关于谷寿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杀事件》《中国人民走向宪治》《中国战时立法》等。

生平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11月7日，梅汝璈出生在江西省南昌市郊区朱姑桥梅村（今南莲路南昌铁路南货场附近）。他自幼聪颖好学，少年时在江西省立模范小学读书。因父亲梅晓春家教极严，梅汝璈每日必须早起到外面拾猪粪、牛粪，作为农田的肥料。每日出门拾粪时，他总要带本英语书，一边拾粪一边苦读，常常到了忘我的境界。

民国五年（1916年），12岁的梅汝璈小学毕业，旋即以优异成绩考取北平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留学预备班学习。在此期间，梅汝璈在《清华周刊》发表多篇文章，如第286期的《清华学生之新觉悟》、第295期的《辟妄说》和第308期的《学生政治之危机及吾人今后应取之态度》等，表达出其年轻时代的忧国忧民之心。

民国十三年（1924年），梅汝璈自清华毕业，随后赴美国留学。

民国十五年（1926年），他毕业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获得文科学士学位，并被选入怀·白塔·卡帕荣誉学会。

民国十五年（1926年）夏至民国十七年（1928年）冬，梅汝璈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攻读法律，并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在此期间，他曾与施泥、冀朝鼎等同学组织了“中山主义研究会”，以响应国内发生的国民革命军北伐行动。

民国十八年（1929年）春，梅汝璈在游历了英、法、德、苏等国后回到中国。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梅汝璈又应聘到张伯苓担任校长的南开大学任教。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南开迁往昆明，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合并成立“西南联合大学”。梅汝璈途经重庆，应当时担任教育部次长、在中央政治学校兼职的清华校友顾毓琇的邀聘，担任中央政治学校的法律系教授。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梅汝璈回到上海，出任复旦大学法律系的教授。在此期间，他还在武汉大学法学院担任教授职务。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12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决定对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进行审判。当时中国政府接到驻日盟军统帅总部的通知，便指示外交部和司法部遴选派往东京的外交、司法人员。两部官员立刻从全国范围内挑选精英，组成了颇具实力的参审班子。派往东京参审的法官、检察官和顾问是3个最重要的人选，经过慎重选择，决定指派时年42岁的梅汝璈为中国法官，东吴大学法律系教授向哲浚为检察官，武汉大学法律系教授吴学义任顾问。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3月19日，梅汝璈从复旦大学附近的江湾军用机场出发，乘坐一架美国军用飞机飞往日本东京。他向新闻界慷慨陈词，直抒不辱使命心志：“决勉力依法行事，不负政府与国人嘱望。”此后直到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底，梅汝璈和来自其他国家的同行们一起尽心竭力地工作，出色地完成了这一注定被载入史册的国际审判任务。在长达两年半的审判过程中，梅汝璈始终坚持法律原则，有礼有节，在“法官席位之争”“起草判决书”和“坚持死刑处罚”等关键时刻，以自己的智慧、勇气和学识维护了祖国的尊严和人民的利益，对第一批28名日本甲级战犯的定罪量刑工作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也赢得了世界的赞赏与尊重。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审判结束，由于美国的操纵，法庭以“罪证不足，免予起诉”为借口，先后分两批将剩下的42名日本甲级战犯全部释放。这样，12月以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实际上已无事可做，各国法官只得纷纷返国。国民党政府明令公布梅汝璈为行政院政务委员兼司法行政部长时，他在东京公开声明拒绝回国赴任，毅然留居香港。更使他感到怨愤的是，蒋介石政府仰赖美国鼻息，非但不向同盟总部提出引渡日本战犯之要求，反而在1949年1月26日上海解放前夕，竟然把在中国创造并推行穷凶极恶的“三光政策”的日本战犯冈村宁次宣告无罪释放。

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6月，在南京、上海相继解放后，梅汝璈由东京设法抵达香港，与中共驻港代表、清华校友乔冠华取得了联系，秘密由港赴京。到达北京的第三天，梅汝璈便应邀出席了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成立大会。

1950年，梅汝璈长期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顾问、专门委员兼条约委员会委员，并历任燕京大学法律系兼职教授。

1954年，当选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案委员会委员。此后，历任第三、四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以及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政法学会理事等职，为中国的外交事业和法制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在1957年的“反右”和从1966年开始的“文革”等政治运动中，梅汝璈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外交部的“造反派”在抄家时搜出那件他曾在东京审判时穿过的法袍，如获至宝，以为抓住了梅汝璈有“反动历史问题”的确切证据，并试图将其烧毁。但梅汝璈对此有理有节地应对抗争，并进行了巧妙的周旋，从而保存下了这件历史的珍品。

1962年，开始撰写《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书（直到病逝只完成4卷），希望将东京审判全过程如实地描述下来，并结合自己的法学专业知识进行评述，给国内外法律界人士提供一本借鉴的参考书。

1972年8月，又突发脑梗塞，导致半身不遂，瘫痪在床，只能下意识睁眼。

1973年4月23日，梅汝璈因器官衰竭、胃出血在北京病逝，享年69岁。去世6年后，他的错案得到纠正。

家庭

梅汝璈的远房叔叔梅旸春是中国的杰出桥梁专家，设计主持了钱塘江大桥、澜沧江大桥、南京长江大桥和武汉长江大桥的修建。

著作

《现代法学》
《最近法律学》
《法律哲学概论》
《中国人民走向宪治》（英文）
《中国战时立法》（英文）

评价

“梅汝璈先生晚年，虽然境遇诸多坎坷，但仍能抛却个人荣辱，不悲观，不怨怼，一心要为国家为民族保存近代中国的珍贵史料，为后人不忘前事，不再重蹈被侵略被侮辱的覆辙，留下了宝贵的遗产。我认为，梅先生就像陆游意象中的梅花，中华民族无数文人骚客顶礼膜拜的梅花，即便粉身碎骨化作了滋养新芽的尘土，那凌寒的傲骨，那经霜的芬芳，终将永垂不朽。”

——国际法学家厉声教

“综观父亲行迹，与众多经历着社会巨变的知识分子一样，他始终处于时代和历史生成的矛盾中。在传统家国情怀和英美法治理念之间，在作为受害国代表的复仇意愿和法官必须不偏不倚的身份要求之间，这种精神困境，生活在相对平稳状态下的人们，未必能够体会。”

——梅汝璈之子梅小璈

梅汝璈名字出现的频率和受关注的程度，基本上是中日关系的晴雨表。中日关系紧张时，他便被人翻出来说；中日关系缓和时，他便成为不合时宜之人被淡化。但梅汝璈曾这样评价自己：“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军国主义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环球人物》

概述

傅抱石（1904年10月5日—1965年9月29日），学名瑞麟，字庆远，号抱石斋主人，中国近代画家与美术史论家。生于江西南昌赐福巷（四府巷），祖籍袁州府新喻县章塘村。傅抱石出身贫寒，13岁时改名瑞麟；17岁时自号“抱石斋主人”，改名为傅抱石。少年时代曾为瓷器店学徒和补伞匠，受清朝山水画家石涛的风格启蒙。张大千言：傅抱石既以山水名，而其山石树木画法，实得之（邵）逸轩，世少知之尔。

1965年9月29日因脑溢血病逝南京，享年61岁。

傅抱石的作品，构思精熟、意境深邃，魄力雄迈，笔墨酣畅淋漓，有强烈的时代气息。他吸取古代各家山水技法的精粹，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特别是“抱石皴”的新技法更富于创造性。

1980年代开始，傅抱石的作品因拍卖价高而受到注目，一开始是苏富比在香港以18万港元卖出《湘夫人》。1984年以200万港元卖出《唐人诗意》图。1989年以340万港元卖出《九张机》。

1990年代傅抱石的作品更受欢迎，由拍卖价可看出，1992年以209万港元卖出《杜牧诗意图》。1993年以167万港元卖出《高山仰止》图。1996年《湘夫人》再度以高价1078万港元成交，创下当时中国现代绘画拍卖的最高价位。

目前中国南京建有“傅抱石纪念馆”，已1990年10月开幕。

2009年佳士得秋季拍卖：傅抱石作品《杜甫诗意图》(设色纸本，镜框，1944年作，纵208厘米，横59.5厘米)以60,020,000港币(7,780,105美元)成交价夺得全场桂冠，并创傅抱石个人作品拍卖成交最高纪录。

2010年香港佳士得秋季拍卖中，傅抱石的力作《琵琶行》成为最受瞩目的焦点，以7,008万港币成交，刷新纪录。

傅抱石作品

傅抱石 1954年作 湘夫人 镜框

拍卖日期：2023-05-31 上午10:30

拍卖公司：佳士得

拍卖专场：中国近现代及当代书画

拍卖会：2023年春季拍卖会

估价：HKD 2,400,000-4,000,000

成交价：HKD 3,276,000 RMB 2,886,811

在傅抱石的艺术生涯中，屈原是他的精神榜样，他崇拜屈原，一是屈原作为爱国者的用情深沉，忧国忧民；一是屈原诗赋中奇谲瑰丽的意象，给他无限灵感与创作激情，其中一些成为贯穿他创作生涯的题材，《九歌》的<湘君><湘夫人>两篇便是傅抱石创作最多的人物题材。

本幅《湘夫人》作于1954年，“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傅氏笔下仕女，画眼点睛，独步画史，浓墨勾点，淡墨散锋，画出明眸凝润，玲珑髣髴。一袭浅黄襦裙镶饰以黑边，袖贴里衬皆用朱红，腰间乳白抱腰系以红色丝带，衣纹以高古游丝写出，人物面部与服饰则以工笔渲染法出之。背景则取<湘夫人>‘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句意，只有微波与落叶，将人物全然烘托而出。

傅抱石 1963年作 镜泊飞泉 立轴

拍卖日期：2023-07-04 晚上19:00

拍卖公司：北京保利

拍卖专场：中国书画夜场

拍卖会：北京保利拍卖2023年春季艺术品拍卖会

估价：RMB 3,000,000-4,000,000

成交价：RMB 4,1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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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曾炯，江西新建人，生于1897年4月。早年留德，获哥廷根大学博士学位（同时获1万多英镑奖学金）。1937年起相继任西安临时大学数学系、西北联合大学数学系教授。1940年11月逝世于西昌。

他是我国第一个研究抽象代数，并进入世界数学主流圈的人。30年代在《哥廷根大学学报》《中国数学会学报》等刊发表有《代数函数域的可除性》《代数函数域上的代数》《关于扩拟代数封闭域层次论》等。这3篇论文创建了5个定理和一个层次，既具有数学前沿的高层次性，又具有数学中的最基本性，被誉为“曾定理”、“曾层次”。它是今天大多数关于超越扩张的布饶尔群的研究基础，而且对阿廷一施赖埃尔形式实域上二次型理论具有重要作用。

人物简历

1897年4月3日　生于江西省新建县（今南昌市新建区）。
1926年　毕业于国立武昌大学数学系。
1928年　考取江西省公费留德，入柏林大学数学系学习。
1929—1934年　在德国格丁根大学学习数学，1934年获博士学位。
1935—1937年　任浙江大学数学系副教授。
1937—1940年　先后任北洋大学、国立西北联合大学、西北工学院及西康技艺专科学校教授。
1940年11月　因病在西昌逝世。

家庭概况

曾炯，字炯之，谱名祥江。1897年4月3日生于江西新建区生米镇斗门村。父亲打鱼为业，家境贫寒。他的堂姑父雷恒是晚清进士，任过翰林，见童年时的曾炯聪颖好学，力主送他读书。在亲友的帮助下，曾炯先在家乡读私塾，后到南昌市高桥小学就读。其间因家庭经济困难，曾辍学到煤矿做工。

公费留学

1917年以同等学历考取江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2年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就读，是陈建功教授的得意门生。大学期间曾得到雷恒之子雷子布的资助，得以顺利完成学业。毕业后到中学执教两年。1928年考取江西省庚子赔款欧美公费留学，赴德国柏林大学数学系学习。

1929年春转入当时世界数学中心之一的德国格丁根大学，师从著名的女数学家、抽象代数（亦称近世代数）的奠基人诺特，攻读抽象代数。1933年因纳粹排犹，诺特被迫移居美国，行前嘱曾炯一定要完成学业。曾炯是诺特很看重的学生，在1933年他就发表了重要论文《论函数域上可除代数》，并在题注中写道：“作者在此谨向导师诺特致以诚挚谢意，在她的鼓励之下，本文作者开始进行这一工作，在本文撰写过程中，她孜孜不倦的教诲和帮助，使得作者最终得以完成本文。”

博士论文

1934年，曾炯获博士学位，博士论文的题目为《论函数域上的代数》，指导教师是施密特。1934年下半年，他得到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研究资助，到德国汉堡大学进修，著名数学家阿廷对他颇多勉励。由于他的出色工作，格廷根大学曾挽留他留校工作，但曾炯怀着一颗为国报效之心，于1935年7月返回了祖国。经陈建功教授推荐，他受聘于浙江大学数学系，任副教授，讲授包括抽象代数在内的代数方面的课程。

1936年，他在《中国数学会学报》首卷发表了他的论文《关于拟代数封闭层次论》（据该文题注称此论文完成于汉堡进修期间）。1937年暑假后，他应聘为北洋大学教授，同年与秦禾穗结为伉俪。因抗日战争爆发，北洋大学、北平大学和北平师范大学迁至西安，组成西北联合大学；后三校又各自独立，北洋大学迁至城固（在陕西省西南部），改名西北工学院，曾炯随校迁移。

1939年，他受原北洋大学校长、著名水利专家李书田之邀，加入了新创立的国立西康（旧省名，包括今四川省西部及西藏自治区东部地区）技艺专科学校。该校位于西康省西昌市郊区，教学与生活条件十分艰苦。长年的奔波与医疗条件的恶劣，曾炯胃疾加重，1940年11月因胃穿孔出血而殁，享年43岁。

中国抽象代数鼻祖曾炯：“曾-兰”定理享誉全球

数学家苏步青为曾炯的题词

　　抽象代数是上世纪20年代中期发展起来的新的数学学科，它使代数学的研究逐步转向对代数结构的深入探索，对现代数学发展有重要而广泛的影响。在抽象代数“王国”中有一位重量级人物，他就是南昌人曾炯。

　　曾炯于上世纪20年代留学德国，师从被爱因斯坦称为“有史以来最伟大女数学家”的艾米·诺特。1934年，曾炯获德国哥廷根大学博士学位，是江西最早获得博士学位的数学家。曾炯还是我国最早从事抽象代数研究的学者，虽然42岁便英年早逝，他生前研究、后被美国数学家改进后推出的“曾-兰”定理(Tseng—Lan Theorem)却享誉全球。

出身贫寒渔家 7岁学会珠算

　　南昌新建县长堎镇文化广播电视站站长胡啟鹏告诉记者，曾炯1898年出生在南昌新建县生米街斗门村，父亲曾繁文以捕鱼为生。曾炯自幼聪慧，7岁随父捕鱼，学会珠算，从此与数学结下不解之缘。

　　那个年代捕鱼为生极为不易，曾炯一家几乎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生在这样一个家庭，读书是一种奢望，但曾炯有一位堂姑父名为雷恒，是晚清进士，当过翰林，见曾炯聪颖好学，主张送他读书。就这样，曾炯有了书读。他先在村里读私塾，然后又进入南昌市高桥小学，但由于家境越来越艰难，他不得不辍学，到丰城煤矿当了童工。生活的希望似乎就此破灭了，但曾炯没有放弃，他咬牙苦干，期待有朝一日能重新走进课堂。

　　1917年，曾炯考上江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简称“一师”)。重返课堂，曾炯格外珍惜，他的勤奋在学校是出了名的，休息日，别人看戏、下馆子，他总是找一个僻静的地方看书；夜深了，他却还在灯光下温习功课。

学生时代走上街头宣传爱国救国之理

　　曾炯发奋苦读，但他并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他还有一颗炽热的爱国心。据《江西历代杰出科技人物传》介绍，五四运动时期，曾炯曾多次与学友走上街头宣传爱国救国之理。他上街演说，反对军阀战争，反对“二十一条”。曾炯曾多次遭到反动势力爪牙的殴打，一次，他身穿的粗布大褂都被撕成了碎片。

　　曾炯不仅对国家饱含一腔赤诚，对父母也非常孝顺。一次，在演讲比赛上获得了10元银币的奖金，他不动一文，全部交给母亲，并托付母亲拿出4元给邻居孤老。

考取德国柏林大学

　　在“一师”期间，曾炯对数学的兴趣越发浓厚，数理化成绩都非常好。“一师”毕业当了几年小学教师后，曾炯考上了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数学系。

　　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曾炯虔诚地问学求知。刚从日本留学归来的数学博士陈建功在数学系任教，曾炯刻苦钻研的精神大大感动了他。陈建功认为曾炯大有前途，便鼓励他出国深造：“现在德国哥廷根大学是世界数学的中心，有机会你一定要去那里。”

　　铭记导师的教诲，曾炯更加努力学习。1926年，曾炯考取了江西庚子赔款赴欧美留学生，被德国柏林大学录取。按照师范毕业生的规定，出国前他在九江省立第六中学等学校完成了2年教学任务后，才于1928年秋赴德国。

师从“最伟大女数学家”诺特

　　哥廷根大学，世界著名学府，诗人海涅在该校学习过，自然科学家洪堡也在该校学习过。1929年的春天，这里来了一个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人，他的名字叫曾炯。

　　在柏林大学学习一年后，曾炯转入哥廷根大学数学系，他的导师就是被爱因斯坦称为“有史以来最伟大女数学家”的艾米·诺特。据说师生第一次见面有这样一段对话：诺特：“你很像日本人，是吗？”曾炯回答：“不，我是中国人！”“呵，对不起，大家都说日本留学生最用功。”“学习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愿跟世界各国的同学们比一比！”

　　也许是曾炯的自信打动了诺特，她非常看重这名中国学生。1933年，因纳粹排犹，诺特被迫移居美国，临行前还一再嘱咐曾炯要完成学业。当年，曾炯发表重要论文《论函数域上可除代数》，并在题注中写道：“在此谨向导师诺特致以诚挚谢意，在她的鼓励之下，本文作者开始进行这一工作，在本文撰写过程中，她孜孜不倦的教诲和帮助，使得作者最终得以完成本文。”

上世纪30年代获1.6万英镑学术奖金

　　据《江西历代杰出科技人物传》记载：“1934年，曾炯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当时哥廷根大学数学系是哲学院的一部分)，为江西最早获得博士学位的数学家。”当年下半年，他得到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资助，到德国汉堡大学深造，著名数学家E·阿廷(Artin)对他颇多勉励。为表彰曾炯对世界数学做出的贡献，欧洲跨国性科学基金组织“万国科学基金会”还发给他1.6万英镑奖金。当年在大会上，诺特发表讲话：“我要对我亲爱的学生孩子曾炯说，中国的留学生最用功，学得最好！”

　　曾炯靠中国“匹夫”的志气，夺得了同时代别国人未能夺得的荣誉，德国的学者们、师友们都特别器重他，哥廷根大学要他长期留校任教，德国一位美貌女郎还提出要与他成婚，曾炯都婉言谢绝了。因为他心中放不下万里之遥饱受战火摧残的家乡，他要回到祖国的怀抱。

回国后被推荐至浙大数学系任教

　　1935年7月，曾炯回到祖国，被推荐至浙江大学数学系任教。当时，浙大校长是竺可桢，数学系主任是苏步青，数学系教授有陈建功等。曾炯任数学系副教授，讲授包括抽象代数在内的代数方面的课程。

　　在浙大，曾炯严格要求学生是有名的。倘若学生在学习上没有下够功夫却想过关，那是绝对办不到的。他相信严师出高徒，这种思想也渗透到对家族晚辈的教育中。为了让侄儿不至于“死于安乐”，曾炯安排他到杭州的一家印刷工厂当了两年学徒工。后来，这个侄儿同时考上了初中和师范学校，曾炯又主张他读师范学校，因为“读师范比读普通中学更艰苦，利于造就人才”。曾炯认为，艰苦奋斗能开拓智慧，磨炼意志，倘不争气，再好的条件都是白搭。

42岁因胃出血逝于西康

　　抗日战争爆发后，曾炯回到南昌避难。1937年10月，曾炯带着新婚妻子赶到西安，任教于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数学系。1939年，西康省(旧省名，包括今四川省西部及西藏自治区东部地区)办了一所“国立西康技艺专科学校”， 受校长李书田之邀，曾炯到该校任教。曾炯带着妻子登山渡水，长期折腾，落下了胃病。战火纷飞，缺医少药，曾炯到西昌后不久，胃穿孔大出血，不幸于1940年11月逝世，年仅42岁。曾炯去世后，竺可桢先生在日记中写道：“中国代数后起之秀将乏人矣！”数学大师陈省身也在回忆文章中写道：“他回国后没有充分发展他的才能，是国家的损失！”

　　胡啟鹏告诉记者，就在曾炯逝世前不久，国立中正大学在江西泰和创立。新任校长胡先骕广纳人才，充实办学力量。“他听说曾炯在数学方面很有造诣，又是南昌老乡，就想请他到正大数学系任教，可惜聘书还没有发出去，曾炯就已逝世。”胡啟鹏说。

　　曾炯是中国最早从事抽象代数研究的学者，在抽象代数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1936年，他在《中国数学会学报》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提出一个定理，但由于战乱关系长期不为国外同行所知。直到1952年，美国数学家S·兰才看到这个定理，并将它改进后重新推出，在全球数学界引起轰动。人们一直误认为S·兰是这个定理的首创者，直到上世纪70年代，该错误才得以纠正，数学界遂把该定理称为“曾-兰”定理(Tseng—Lan Theorem)。

概述

胡先骕（1894年5月24日—1968年7月16日），字步曾，号忏庵，江西省新建县人，出身官宦世家。曾祖父为晚清名臣胡家玉。植物学家、教育家、文化学者、诗人。中国植物分类学奠基人，中国近代生物学的开创人之一，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开创者之一。

1921年，与刘伯明、梅光迪、吴宓等发起成立综合性人文学术刊物《学衡》，致力于维护中国文化，发展国学。对新青年派打倒中国文化、推崇西方文化的观点不以为然。

1955年，对于当时苏联流行的李森科获得性遗传理论，胡先骕在《植物分类学简编》一书中公开表示批评。与谈家桢等主张发展基于基因的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其未能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据称是由于他对李森科理论的批评态度；另有观点认为是由于他在1949年之前所持的政治立场。

“文化大革命”中复遭批斗、查抄，1968年7月16日因突发心肌梗塞逝世，终年74岁。

出版有《植物分类学简编》《胡先骕诗文集》《忏庵诗选注》《胡先骕全集》等。

生平

• 1894年5月24日（阴历四月二十），生于江西省南昌系马桩祖屋。祖籍江西新建，联圩乡治坪洲中胡村人。
• 1906－1909年　在南昌府洪都中学堂就读。
• 1909－1912年　京师大学堂预科学习。
• 1913－1916年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农学院学习，获植物学学士学位。
• 1916－1918年　任江西省庐山森林局副局长，又调任江西省政府实业厅技术员。
• 1918－1923年　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农科教授；1921年与秉志创办东南大学生物系，兼生物系主任；1922年，与秉志、杨杏佛创办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
• 1923－1925年　在美国哈佛大学阿诺德树木园学习，获博士学位。
• 1926－1928年　辞东南大学教职，任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专职研究。
• 1928年　与秉志等在北京创办了静生生物调查所（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和植物研究所的前身）。
• 1928－1932年　任静生生物调查所植物部主任。长期主持编辑《静生生物调查所汇报》。 兼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生物学系教授。
• 1932－1940年　任静生生物调查所所长。兼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生物学系教授。1934年发起中国植物学会，为中国植物学会第一任会长。
• 1934年创建庐山森林植物园、1938年创建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前身）。
• 1940－1944年　任国立中正大学首任校长。
• 1945－1949年　任静生生物调查所所长。1948年与国立中央大学郑万钧教授发表“活化石”水杉，引起了各国植物学家的关注。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
• 1950－1968年　任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植物研究所研究员。
• 1968年5月，胡先骕遭中科院植物所通知“停发工资”，并被勒令身批国民党党旗，将平生所藏书籍、字画运送至单位。
• 1968年7月16日，胡先骕于家中突发心肌梗塞，就此辞世；他去世的当日，曾遭单位通知次日赴单位继续接受批斗。
• 1979年 被平反。1979年5月15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大礼堂举行胡先骕追悼会。
• 1984年7月10日 骨灰安葬于庐山植物园的松柏区水杉林内。胡先骕的墓地。

主要著作

• 《高等植物学》（与邹秉文、钱崇漱合著）
• 《中国植物图谱》（1-5卷，与陈焕镛合著）
• 《中国蕨类植物图谱》（第2卷，与秦仁昌合著）（NLC 001108084）
• 《中国森林树木图志》（第2卷）
• 《种子植物分类学讲义》（NLC 001035172）
• 《植物分类学简编》（NLC 001115578）
• 《经济植物学》（NLC 001045590）
• 《经济植物手册》
• 《国产牧草植物》
• 《胡先骕全集》

胡先骕手迹

《中华民族之改造》手稿第二章

《龙凤》杂志载《中华民族之改造》绪论

胡先骕批校

科学巨匠的多样人生

中国植物分类学奠基人

胡先骕先生是“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毛泽东语）和开创者、中国植物分类学的奠基人。今天，人们在上海的马路上或乡下道路旁经常可以看到的水杉，就是胡先骕1948年与郑万钧联合命名的。这一发现被誉为“20世纪最重要的植物学发现”。在那之前，大家只发现了水杉化石，活的水杉没有人见过，因而以为它被冰川季给淹没了，胡先骕的发现在世界植物学、古生物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也是他人生非常高光的时刻。他给水杉命名后还写了诗歌《水杉歌》，陈毅读后评价：“胡老此诗，介绍中国科学上的新发现，证明中国科学一定能够自立且具有首创精神，并不需要俯仰随人。”

胡先骕人生的高光时期集中在20世纪20年代到1949年间，他研究的高潮期基本也是这段时间。但他并非没有遭遇过低谷期。在1955年出版的《植物分类学简编》这本书里，胡先骕批判了当时苏联的生物学家李森科。李森科的地位比较高，当时的人们认为他讲的都是对的。但李森科否定了孟德尔等人的遗传学发现，阻碍了相关科学领域的进步。胡先骕根据自身科研经验，对李森科进行了批判。但因为李森科当时在中国的影响非常大，胡先骕从那时起就经常受批判。这对他的身体造成了很大的影响，1968年，他患心脏病去世。

胡永红认为，从胡先骕的生平可以看到，不管是教育还是研究工作，他主要的业务一直是在植物学这个方向上。胡先骕1928年与秉志等人在北京创办了今天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前身——静生生物调查所，任静生生物调查所植物部主任，研究范围包括植物和动物学，并长期主持编辑《静生生物调查所汇报》。他本人共出版中文论文48篇、英文论文79篇、著作12部、植物图谱7卷，经常在国际刊物上发表文章，这些已收录于《胡先骕全集》。他发布了新的化石植物88种，现在还活着的植物2科17属410种及种下单元（隶属于69科），其中包括中国学者发表的第一个属级新类群——秤锤树属。当时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发现那么多的物种，而且得到特别高的认可，是非常不容易的，而胡先骕还发现了一个植物科，比发现“种”和“属”的难度更大。鲁迅小说里的植物——掌叶覆盆子，也是胡先骕根据其地理分布给出学名的。他在1934年最早提出编撰的《中国植物志》经过5代、300多位专家的薪火相传，到2004年全部完成出版，2009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这些都表明他的植物学功底非常深厚。”胡永红说。

拥有广阔的国际视野

胡先骕还拥有广阔的国际视野，真正将中国的植物学研究置于全球植物学研究体系中，与世界上众多学术机构建立了联系，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下，使他主持机构的植物学研究完全与国际同步。他自己创办英文刊物，把中国的一些研究进展推到全球，和全球进行交流，他本人则与当时国际上的主流学者和知名科学家保持了密切联系，包括在中国收集了4000多种植物的英国植物猎人亨利·威尔逊、一位奥地利植物学家、帮助中国与国外机构交换种子标本的科学家、介绍水杉的发现并把水杉推广到全球产生影响力的国际友人、与他保持了30多年书信往来的爱尔兰比尔城堡里那位将中国的两种牡丹杂交获得牡丹后代的伯爵……

胡先骕一生创办了许多植物学研究机构，包括东南大学生物系，也就是今天南京大学的生科院；1922年底，他与秉志等在南京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个生物研究机构——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领导秉建立了植物标本馆、实验馆和图书馆；他还指导创办了当时的西部科学院（现重庆自然博物馆）生物研究所，发起筹建了中国植物学会，在中国开展了大规模野外采集和调查植物资源的工作。

1938年，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和云南省教育厅合办的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前身）成立，胡先骕任所长。成立于抗战烽火中的农林植物所，集聚了胡先骕、严楚江、汪发缵、唐进、陈封怀、陈焕镛、匡可任、王启无、郑万钧、俞德浚、张伯英、蒋英、蔡希陶等著名植物学家，在云南省政府的支持下，进行了包括森林树种、经济植物、药用植物的调查采集，烟草的引种栽培试验，云南松地理种源的生态习性观察和重要乔灌木植物的繁殖试验等多项研究，编辑出版年度研究汇报。在抗日战争期间，这个研究所实际上是“中国植物分类中心”。

1928年静生所成立合影 前排左起：何琦、秉志、胡先骕、寿振黄 后排左起：沈嘉瑞、冯澄如、唐进

胡先骕首先向时任江西省省长熊式辉游说，同时与江西省农业院进行联系，于1934年达成了由静生生物研究所与江西省农业院在庐山合办庐山森林植物园（即今天的中国科学院庐山植物园），性质属于民办官助，这是我国创建最早的成规模亚高山植物园。胡先骕还最早提出了“国家植物园”（当时叫“中央植物园”）的概念，已经认识到植物园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意义。他认为植物不仅是给大家看看或玩玩的，更多的是要为人们的衣、食、住、行提供更好的服务，因此在当时就提出了“如何使经济植物更好地为社会服务”的问题。直到今天，这依然是植物园的一个核心职能。像“城市绿化不只是简单地种树，而是要长远的、整体性地考虑如何使植物在气候变化下生长得好”“如何维持绿化的长期性”“如何利用植物改善我们的环境和健康”这些理念，老先生在他的书里都已经提到过了。最近，中国科学院庐山植物园被列为国家植物园候选名单中的14个植物园之一。

培养了大量植物学人才

除此之外，胡先骕还培养了大量的植物学人才。由于发表新的种一定是基于模式植物，他专门派人到英国皇家植物园林邱园拍摄中国模式植物的照片，拍了2万多张照片送回国作为中国植物学家研究的基础资料。他送了两名学生到欧洲去收集、研究新的植物，这两位学生回来后发现了大量新种。他的学生中还有后来命名了中国产植物超过1000种的中国植物分类学家王文采。

胡永红描述他感觉中的胡先骕“不圆润，看起来总是很严肃，因为他是真科学家，他总是在思考自己的问题，而且他总是坚持自己认为对的事。”在他看来，胡先骕之所以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取得那么多的成果，是因为他能坚持把自己每天的时间关联起来，这是成为一名真正“大家”的基础。

徐自豪从一名文史研究者的视角探讨了胡先骕的学术精神和价值追求。胡先骕不仅在科学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还有着深厚的古典文学造诣。这种科学与人文的融合，使得他的学术研究和人生经历极富启发意义。徐自豪特别指出，面对伪科学的挑战和学术界的错误批判，胡先骕坚持科学真理，勇于发声，展现了科学家的担当和勇气。他对年轻学者的帮助和支持，以及他在生活中的点滴细节，都充满了人情味，这种情感的传递和激励让后辈受益匪浅。胡先骕的科学家精神、人文情怀和坚韧不拔的品格具有跨越时空的影响力。

张修智对胡先骕的人文精神和诗学成就进行了评介。他眼中的胡先骕是一位博学多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的诗歌不仅具有文学价值，还富有历史意义，能够反映时代变迁和社会风貌。他的篇篇诗作纯粹而饱含真情实感，贯穿了他对国家命运的忧虑与关怀；同时，这些诗还记录了许多重要历史事件和个人感受，具有诗史成分。

对真理真实，对自我真实

胡先骕一家三代学人，19卷《胡先骕全集》由他的孙女胡晓江为主编的团队举10年之力完成。胡晓江称赞祖父天才渊博，但最激励她的还是祖父贯穿一生的“对真理真实，对自我真实”“从来都觉得自己做得很棒，从来都一个人把大家的话都说了，然后大家也都很喜欢听”“主张在学科上要专精宏通，在人生上要‘全化”的对真理不懈追求的精神和丰富的人格魅力，简而言之，就是“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

嘉宾们从多个侧面传达的胡先骕先生，也让现场听众深切感受到“世间曾有胡先骕，宛若水杉同葱茏”。胡先骕的一生正如他所钟爱的水杉，挺拔、葱郁，为后人留下了一片学术的绿荫，为科学的天空添加了一抹浓重的绿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