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程懋筠（1900年8月25日—1957年7月31日），字雨松、然云等。江西南昌新建大唐汪山土库人，音乐家。出身官宦世家，幼时尤好音律。其后在江西省立高等师范学校深造，专攻小提琴。1916年留学日本，入东京音乐学校，主修声乐，两年后兼修作曲。

1926年返回中国，先后执教于南昌一中、南昌二中、及南昌女子中学、浙江省立湘湖乡村师范学校、杭州英士大学。1928年受聘为国立中央大学（南京大学）艺术系声乐副教授，曾任音乐组主任、教授。程懋筠讲课认真、全面、生动而能抓住要领，在师生中被称为“全才”。期间曾谱《国立中央大学校歌》、《中华民国国歌》(又名《三民主义歌》)。以后曾在江西主持“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并办《音乐教育》月刊，曾任南昌中正大学音乐教授。1949年未随国民党赴台，留在上海从事音乐教育，曾任上海国立幼儿师范学校、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声乐教授。1957年7月31日在南京逝世，终年57岁。

家庭生活

1926年与江西省女子师范学校毕业的舒文辉（1905－1993）女士结婚，生有一子一女，长子程应锟（1929－1978）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后在哈尔滨师范学院艺术系任教。长女程应钿（1930－1995）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后在哈尔滨从事医务工作。

1939年抗战期间，率领音教会合唱团、话剧团辗转江西各地宣传抗日，爱上了同样有子女的女同事张咏真（1914－1992）女士(西安音乐学院钢琴教授)，并于1939年结合，生有二子二女。次女泰尔（1941－）为中央音乐学院钢琴教授，曾任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钢琴教授。三女儿宁尔（1943－）在西安音乐学院担任作曲教授。次子张坚（1945－）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现任成都军区战旗歌舞团艺术指导。小儿子张强（1947－）毕业于清华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教授。

三天写出中华民国国歌

程懋筠在家乡学校担任音乐老师一职期间，恰好孙中山先生留下了几句激励学生的话语，当时的民国政府想把这几句话谱曲传唱，于是在报纸向全国刊登征集求曲的信息，程懋筠看见后花了3天时间把这段话谱成曲，最后被选为民国国歌之一。

脑溢血病发

1951年程懋筠应兰州西北师范学院（今西北师范大学）艺术系主任吕斯百之邀携家前往甘肃，途中在西安患脑溢血并在西安修养。1953年继室因儿女年幼需要照顾，无法承担照顾程懋筠重担，遣人将程懋筠送回原配发妻，居住南京农学院宿舍养病。1957年7月31日因脑溢血症复发，在家中病逝，葬于南京郊区公墓，享年57岁。

后继有人

程懋筠的音乐事业后继有人，他的长子程应锟 5岁开始学钢琴和声乐，8岁即上台表演钢琴独奏， 9 岁开始创作儿童歌曲，曾在十多个国家进行巡回演出，应锟记忆力好，是一部音乐的活词典，后来成为中国著名的音乐理论家。

作品

程懋筠是声乐家，又是作曲家，创作过各种类型、各种体裁的歌曲近百首。其中作品大多数刊载于《音乐抗战曲集》和《音乐教育》月刊，还有一些零星发表在当时的音乐刊物和杂志上。著有：

• 《低级文化与民族歌谣》1934
• 《音教抗战曲集》1940

音乐作品：

政治歌曲

• 《新生活运动歌》
• 《国民精神总动员》
• 《少年团团歌》
• 《中华民国国歌》
• 《新中国颂》

抗战歌曲

• 《救国义勇军军歌》
• 《救国歌》
• 《复兴歌》
• 《抗日军歌》
• 《全靠俺自己》
• 《打游击去》
• 《再牺牲！再前进！》
• 《锄奸谣》
• 《打铁歌》
• 《抗敌救国》
• 《好铁要打钉》
• 《我们的祖国》
• 《救国是我们大家的事》

校歌

• 《中央大学校歌》
• 《中正大学校歌》
• 《正气中学校歌》
• 《英士大学校歌》
• 《国立幼师校歌》

抒情歌曲

• 《怀旧》
• 《归来曲》
• 《春宵别》
• 《归航》

概述

曾炯，江西新建人，生于1897年4月。早年留德，获哥廷根大学博士学位（同时获1万多英镑奖学金）。1937年起相继任西安临时大学数学系、西北联合大学数学系教授。1940年11月逝世于西昌。

他是我国第一个研究抽象代数，并进入世界数学主流圈的人。30年代在《哥廷根大学学报》《中国数学会学报》等刊发表有《代数函数域的可除性》《代数函数域上的代数》《关于扩拟代数封闭域层次论》等。这3篇论文创建了5个定理和一个层次，既具有数学前沿的高层次性，又具有数学中的最基本性，被誉为“曾定理”、“曾层次”。它是今天大多数关于超越扩张的布饶尔群的研究基础，而且对阿廷一施赖埃尔形式实域上二次型理论具有重要作用。

人物简历

1897年4月3日　生于江西省新建县（今南昌市新建区）。
1926年　毕业于国立武昌大学数学系。
1928年　考取江西省公费留德，入柏林大学数学系学习。
1929—1934年　在德国格丁根大学学习数学，1934年获博士学位。
1935—1937年　任浙江大学数学系副教授。
1937—1940年　先后任北洋大学、国立西北联合大学、西北工学院及西康技艺专科学校教授。
1940年11月　因病在西昌逝世。

家庭概况

曾炯，字炯之，谱名祥江。1897年4月3日生于江西新建区生米镇斗门村。父亲打鱼为业，家境贫寒。他的堂姑父雷恒是晚清进士，任过翰林，见童年时的曾炯聪颖好学，力主送他读书。在亲友的帮助下，曾炯先在家乡读私塾，后到南昌市高桥小学就读。其间因家庭经济困难，曾辍学到煤矿做工。

公费留学

1917年以同等学历考取江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2年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就读，是陈建功教授的得意门生。大学期间曾得到雷恒之子雷子布的资助，得以顺利完成学业。毕业后到中学执教两年。1928年考取江西省庚子赔款欧美公费留学，赴德国柏林大学数学系学习。

1929年春转入当时世界数学中心之一的德国格丁根大学，师从著名的女数学家、抽象代数（亦称近世代数）的奠基人诺特，攻读抽象代数。1933年因纳粹排犹，诺特被迫移居美国，行前嘱曾炯一定要完成学业。曾炯是诺特很看重的学生，在1933年他就发表了重要论文《论函数域上可除代数》，并在题注中写道：“作者在此谨向导师诺特致以诚挚谢意，在她的鼓励之下，本文作者开始进行这一工作，在本文撰写过程中，她孜孜不倦的教诲和帮助，使得作者最终得以完成本文。”

博士论文

1934年，曾炯获博士学位，博士论文的题目为《论函数域上的代数》，指导教师是施密特。1934年下半年，他得到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研究资助，到德国汉堡大学进修，著名数学家阿廷对他颇多勉励。由于他的出色工作，格廷根大学曾挽留他留校工作，但曾炯怀着一颗为国报效之心，于1935年7月返回了祖国。经陈建功教授推荐，他受聘于浙江大学数学系，任副教授，讲授包括抽象代数在内的代数方面的课程。

1936年，他在《中国数学会学报》首卷发表了他的论文《关于拟代数封闭层次论》（据该文题注称此论文完成于汉堡进修期间）。1937年暑假后，他应聘为北洋大学教授，同年与秦禾穗结为伉俪。因抗日战争爆发，北洋大学、北平大学和北平师范大学迁至西安，组成西北联合大学；后三校又各自独立，北洋大学迁至城固（在陕西省西南部），改名西北工学院，曾炯随校迁移。

1939年，他受原北洋大学校长、著名水利专家李书田之邀，加入了新创立的国立西康（旧省名，包括今四川省西部及西藏自治区东部地区）技艺专科学校。该校位于西康省西昌市郊区，教学与生活条件十分艰苦。长年的奔波与医疗条件的恶劣，曾炯胃疾加重，1940年11月因胃穿孔出血而殁，享年43岁。

中国抽象代数鼻祖曾炯：“曾-兰”定理享誉全球

数学家苏步青为曾炯的题词

　　抽象代数是上世纪20年代中期发展起来的新的数学学科，它使代数学的研究逐步转向对代数结构的深入探索，对现代数学发展有重要而广泛的影响。在抽象代数“王国”中有一位重量级人物，他就是南昌人曾炯。

　　曾炯于上世纪20年代留学德国，师从被爱因斯坦称为“有史以来最伟大女数学家”的艾米·诺特。1934年，曾炯获德国哥廷根大学博士学位，是江西最早获得博士学位的数学家。曾炯还是我国最早从事抽象代数研究的学者，虽然42岁便英年早逝，他生前研究、后被美国数学家改进后推出的“曾-兰”定理(Tseng—Lan Theorem)却享誉全球。

出身贫寒渔家 7岁学会珠算

　　南昌新建县长堎镇文化广播电视站站长胡啟鹏告诉记者，曾炯1898年出生在南昌新建县生米街斗门村，父亲曾繁文以捕鱼为生。曾炯自幼聪慧，7岁随父捕鱼，学会珠算，从此与数学结下不解之缘。

　　那个年代捕鱼为生极为不易，曾炯一家几乎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生在这样一个家庭，读书是一种奢望，但曾炯有一位堂姑父名为雷恒，是晚清进士，当过翰林，见曾炯聪颖好学，主张送他读书。就这样，曾炯有了书读。他先在村里读私塾，然后又进入南昌市高桥小学，但由于家境越来越艰难，他不得不辍学，到丰城煤矿当了童工。生活的希望似乎就此破灭了，但曾炯没有放弃，他咬牙苦干，期待有朝一日能重新走进课堂。

　　1917年，曾炯考上江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简称“一师”)。重返课堂，曾炯格外珍惜，他的勤奋在学校是出了名的，休息日，别人看戏、下馆子，他总是找一个僻静的地方看书；夜深了，他却还在灯光下温习功课。

学生时代走上街头宣传爱国救国之理

　　曾炯发奋苦读，但他并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他还有一颗炽热的爱国心。据《江西历代杰出科技人物传》介绍，五四运动时期，曾炯曾多次与学友走上街头宣传爱国救国之理。他上街演说，反对军阀战争，反对“二十一条”。曾炯曾多次遭到反动势力爪牙的殴打，一次，他身穿的粗布大褂都被撕成了碎片。

　　曾炯不仅对国家饱含一腔赤诚，对父母也非常孝顺。一次，在演讲比赛上获得了10元银币的奖金，他不动一文，全部交给母亲，并托付母亲拿出4元给邻居孤老。

考取德国柏林大学

　　在“一师”期间，曾炯对数学的兴趣越发浓厚，数理化成绩都非常好。“一师”毕业当了几年小学教师后，曾炯考上了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数学系。

　　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曾炯虔诚地问学求知。刚从日本留学归来的数学博士陈建功在数学系任教，曾炯刻苦钻研的精神大大感动了他。陈建功认为曾炯大有前途，便鼓励他出国深造：“现在德国哥廷根大学是世界数学的中心，有机会你一定要去那里。”

　　铭记导师的教诲，曾炯更加努力学习。1926年，曾炯考取了江西庚子赔款赴欧美留学生，被德国柏林大学录取。按照师范毕业生的规定，出国前他在九江省立第六中学等学校完成了2年教学任务后，才于1928年秋赴德国。

师从“最伟大女数学家”诺特

　　哥廷根大学，世界著名学府，诗人海涅在该校学习过，自然科学家洪堡也在该校学习过。1929年的春天，这里来了一个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人，他的名字叫曾炯。

　　在柏林大学学习一年后，曾炯转入哥廷根大学数学系，他的导师就是被爱因斯坦称为“有史以来最伟大女数学家”的艾米·诺特。据说师生第一次见面有这样一段对话：诺特：“你很像日本人，是吗？”曾炯回答：“不，我是中国人！”“呵，对不起，大家都说日本留学生最用功。”“学习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愿跟世界各国的同学们比一比！”

　　也许是曾炯的自信打动了诺特，她非常看重这名中国学生。1933年，因纳粹排犹，诺特被迫移居美国，临行前还一再嘱咐曾炯要完成学业。当年，曾炯发表重要论文《论函数域上可除代数》，并在题注中写道：“在此谨向导师诺特致以诚挚谢意，在她的鼓励之下，本文作者开始进行这一工作，在本文撰写过程中，她孜孜不倦的教诲和帮助，使得作者最终得以完成本文。”

上世纪30年代获1.6万英镑学术奖金

　　据《江西历代杰出科技人物传》记载：“1934年，曾炯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当时哥廷根大学数学系是哲学院的一部分)，为江西最早获得博士学位的数学家。”当年下半年，他得到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资助，到德国汉堡大学深造，著名数学家E·阿廷(Artin)对他颇多勉励。为表彰曾炯对世界数学做出的贡献，欧洲跨国性科学基金组织“万国科学基金会”还发给他1.6万英镑奖金。当年在大会上，诺特发表讲话：“我要对我亲爱的学生孩子曾炯说，中国的留学生最用功，学得最好！”

　　曾炯靠中国“匹夫”的志气，夺得了同时代别国人未能夺得的荣誉，德国的学者们、师友们都特别器重他，哥廷根大学要他长期留校任教，德国一位美貌女郎还提出要与他成婚，曾炯都婉言谢绝了。因为他心中放不下万里之遥饱受战火摧残的家乡，他要回到祖国的怀抱。

回国后被推荐至浙大数学系任教

　　1935年7月，曾炯回到祖国，被推荐至浙江大学数学系任教。当时，浙大校长是竺可桢，数学系主任是苏步青，数学系教授有陈建功等。曾炯任数学系副教授，讲授包括抽象代数在内的代数方面的课程。

　　在浙大，曾炯严格要求学生是有名的。倘若学生在学习上没有下够功夫却想过关，那是绝对办不到的。他相信严师出高徒，这种思想也渗透到对家族晚辈的教育中。为了让侄儿不至于“死于安乐”，曾炯安排他到杭州的一家印刷工厂当了两年学徒工。后来，这个侄儿同时考上了初中和师范学校，曾炯又主张他读师范学校，因为“读师范比读普通中学更艰苦，利于造就人才”。曾炯认为，艰苦奋斗能开拓智慧，磨炼意志，倘不争气，再好的条件都是白搭。

42岁因胃出血逝于西康

　　抗日战争爆发后，曾炯回到南昌避难。1937年10月，曾炯带着新婚妻子赶到西安，任教于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数学系。1939年，西康省(旧省名，包括今四川省西部及西藏自治区东部地区)办了一所“国立西康技艺专科学校”， 受校长李书田之邀，曾炯到该校任教。曾炯带着妻子登山渡水，长期折腾，落下了胃病。战火纷飞，缺医少药，曾炯到西昌后不久，胃穿孔大出血，不幸于1940年11月逝世，年仅42岁。曾炯去世后，竺可桢先生在日记中写道：“中国代数后起之秀将乏人矣！”数学大师陈省身也在回忆文章中写道：“他回国后没有充分发展他的才能，是国家的损失！”

　　胡啟鹏告诉记者，就在曾炯逝世前不久，国立中正大学在江西泰和创立。新任校长胡先骕广纳人才，充实办学力量。“他听说曾炯在数学方面很有造诣，又是南昌老乡，就想请他到正大数学系任教，可惜聘书还没有发出去，曾炯就已逝世。”胡啟鹏说。

　　曾炯是中国最早从事抽象代数研究的学者，在抽象代数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1936年，他在《中国数学会学报》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提出一个定理，但由于战乱关系长期不为国外同行所知。直到1952年，美国数学家S·兰才看到这个定理，并将它改进后重新推出，在全球数学界引起轰动。人们一直误认为S·兰是这个定理的首创者，直到上世纪70年代，该错误才得以纠正，数学界遂把该定理称为“曾-兰”定理(Tseng—Lan Theorem)。

概述

胡先骕（1894年5月24日—1968年7月16日），字步曾，号忏庵，江西省新建县人，出身官宦世家。曾祖父为晚清名臣胡家玉。植物学家、教育家、文化学者、诗人。中国植物分类学奠基人，中国近代生物学的开创人之一，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开创者之一。

1921年，与刘伯明、梅光迪、吴宓等发起成立综合性人文学术刊物《学衡》，致力于维护中国文化，发展国学。对新青年派打倒中国文化、推崇西方文化的观点不以为然。

1955年，对于当时苏联流行的李森科获得性遗传理论，胡先骕在《植物分类学简编》一书中公开表示批评。与谈家桢等主张发展基于基因的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其未能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据称是由于他对李森科理论的批评态度；另有观点认为是由于他在1949年之前所持的政治立场。

“文化大革命”中复遭批斗、查抄，1968年7月16日因突发心肌梗塞逝世，终年74岁。

出版有《植物分类学简编》《胡先骕诗文集》《忏庵诗选注》《胡先骕全集》等。

生平

• 1894年5月24日（阴历四月二十），生于江西省南昌系马桩祖屋。祖籍江西新建，联圩乡治坪洲中胡村人。
• 1906－1909年　在南昌府洪都中学堂就读。
• 1909－1912年　京师大学堂预科学习。
• 1913－1916年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农学院学习，获植物学学士学位。
• 1916－1918年　任江西省庐山森林局副局长，又调任江西省政府实业厅技术员。
• 1918－1923年　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农科教授；1921年与秉志创办东南大学生物系，兼生物系主任；1922年，与秉志、杨杏佛创办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
• 1923－1925年　在美国哈佛大学阿诺德树木园学习，获博士学位。
• 1926－1928年　辞东南大学教职，任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专职研究。
• 1928年　与秉志等在北京创办了静生生物调查所（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和植物研究所的前身）。
• 1928－1932年　任静生生物调查所植物部主任。长期主持编辑《静生生物调查所汇报》。 兼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生物学系教授。
• 1932－1940年　任静生生物调查所所长。兼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生物学系教授。1934年发起中国植物学会，为中国植物学会第一任会长。
• 1934年创建庐山森林植物园、1938年创建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前身）。
• 1940－1944年　任国立中正大学首任校长。
• 1945－1949年　任静生生物调查所所长。1948年与国立中央大学郑万钧教授发表“活化石”水杉，引起了各国植物学家的关注。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
• 1950－1968年　任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植物研究所研究员。
• 1968年5月，胡先骕遭中科院植物所通知“停发工资”，并被勒令身批国民党党旗，将平生所藏书籍、字画运送至单位。
• 1968年7月16日，胡先骕于家中突发心肌梗塞，就此辞世；他去世的当日，曾遭单位通知次日赴单位继续接受批斗。
• 1979年 被平反。1979年5月15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大礼堂举行胡先骕追悼会。
• 1984年7月10日 骨灰安葬于庐山植物园的松柏区水杉林内。胡先骕的墓地。

主要著作

• 《高等植物学》（与邹秉文、钱崇漱合著）
• 《中国植物图谱》（1-5卷，与陈焕镛合著）
• 《中国蕨类植物图谱》（第2卷，与秦仁昌合著）（NLC 001108084）
• 《中国森林树木图志》（第2卷）
• 《种子植物分类学讲义》（NLC 001035172）
• 《植物分类学简编》（NLC 001115578）
• 《经济植物学》（NLC 001045590）
• 《经济植物手册》
• 《国产牧草植物》
• 《胡先骕全集》

胡先骕手迹

《中华民族之改造》手稿第二章

《龙凤》杂志载《中华民族之改造》绪论

胡先骕批校

科学巨匠的多样人生

中国植物分类学奠基人

胡先骕先生是“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毛泽东语）和开创者、中国植物分类学的奠基人。今天，人们在上海的马路上或乡下道路旁经常可以看到的水杉，就是胡先骕1948年与郑万钧联合命名的。这一发现被誉为“20世纪最重要的植物学发现”。在那之前，大家只发现了水杉化石，活的水杉没有人见过，因而以为它被冰川季给淹没了，胡先骕的发现在世界植物学、古生物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也是他人生非常高光的时刻。他给水杉命名后还写了诗歌《水杉歌》，陈毅读后评价：“胡老此诗，介绍中国科学上的新发现，证明中国科学一定能够自立且具有首创精神，并不需要俯仰随人。”

胡先骕人生的高光时期集中在20世纪20年代到1949年间，他研究的高潮期基本也是这段时间。但他并非没有遭遇过低谷期。在1955年出版的《植物分类学简编》这本书里，胡先骕批判了当时苏联的生物学家李森科。李森科的地位比较高，当时的人们认为他讲的都是对的。但李森科否定了孟德尔等人的遗传学发现，阻碍了相关科学领域的进步。胡先骕根据自身科研经验，对李森科进行了批判。但因为李森科当时在中国的影响非常大，胡先骕从那时起就经常受批判。这对他的身体造成了很大的影响，1968年，他患心脏病去世。

胡永红认为，从胡先骕的生平可以看到，不管是教育还是研究工作，他主要的业务一直是在植物学这个方向上。胡先骕1928年与秉志等人在北京创办了今天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前身——静生生物调查所，任静生生物调查所植物部主任，研究范围包括植物和动物学，并长期主持编辑《静生生物调查所汇报》。他本人共出版中文论文48篇、英文论文79篇、著作12部、植物图谱7卷，经常在国际刊物上发表文章，这些已收录于《胡先骕全集》。他发布了新的化石植物88种，现在还活着的植物2科17属410种及种下单元（隶属于69科），其中包括中国学者发表的第一个属级新类群——秤锤树属。当时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发现那么多的物种，而且得到特别高的认可，是非常不容易的，而胡先骕还发现了一个植物科，比发现“种”和“属”的难度更大。鲁迅小说里的植物——掌叶覆盆子，也是胡先骕根据其地理分布给出学名的。他在1934年最早提出编撰的《中国植物志》经过5代、300多位专家的薪火相传，到2004年全部完成出版，2009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这些都表明他的植物学功底非常深厚。”胡永红说。

拥有广阔的国际视野

胡先骕还拥有广阔的国际视野，真正将中国的植物学研究置于全球植物学研究体系中，与世界上众多学术机构建立了联系，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下，使他主持机构的植物学研究完全与国际同步。他自己创办英文刊物，把中国的一些研究进展推到全球，和全球进行交流，他本人则与当时国际上的主流学者和知名科学家保持了密切联系，包括在中国收集了4000多种植物的英国植物猎人亨利·威尔逊、一位奥地利植物学家、帮助中国与国外机构交换种子标本的科学家、介绍水杉的发现并把水杉推广到全球产生影响力的国际友人、与他保持了30多年书信往来的爱尔兰比尔城堡里那位将中国的两种牡丹杂交获得牡丹后代的伯爵……

胡先骕一生创办了许多植物学研究机构，包括东南大学生物系，也就是今天南京大学的生科院；1922年底，他与秉志等在南京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个生物研究机构——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领导秉建立了植物标本馆、实验馆和图书馆；他还指导创办了当时的西部科学院（现重庆自然博物馆）生物研究所，发起筹建了中国植物学会，在中国开展了大规模野外采集和调查植物资源的工作。

1938年，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和云南省教育厅合办的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前身）成立，胡先骕任所长。成立于抗战烽火中的农林植物所，集聚了胡先骕、严楚江、汪发缵、唐进、陈封怀、陈焕镛、匡可任、王启无、郑万钧、俞德浚、张伯英、蒋英、蔡希陶等著名植物学家，在云南省政府的支持下，进行了包括森林树种、经济植物、药用植物的调查采集，烟草的引种栽培试验，云南松地理种源的生态习性观察和重要乔灌木植物的繁殖试验等多项研究，编辑出版年度研究汇报。在抗日战争期间，这个研究所实际上是“中国植物分类中心”。

1928年静生所成立合影 前排左起：何琦、秉志、胡先骕、寿振黄 后排左起：沈嘉瑞、冯澄如、唐进

胡先骕首先向时任江西省省长熊式辉游说，同时与江西省农业院进行联系，于1934年达成了由静生生物研究所与江西省农业院在庐山合办庐山森林植物园（即今天的中国科学院庐山植物园），性质属于民办官助，这是我国创建最早的成规模亚高山植物园。胡先骕还最早提出了“国家植物园”（当时叫“中央植物园”）的概念，已经认识到植物园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意义。他认为植物不仅是给大家看看或玩玩的，更多的是要为人们的衣、食、住、行提供更好的服务，因此在当时就提出了“如何使经济植物更好地为社会服务”的问题。直到今天，这依然是植物园的一个核心职能。像“城市绿化不只是简单地种树，而是要长远的、整体性地考虑如何使植物在气候变化下生长得好”“如何维持绿化的长期性”“如何利用植物改善我们的环境和健康”这些理念，老先生在他的书里都已经提到过了。最近，中国科学院庐山植物园被列为国家植物园候选名单中的14个植物园之一。

培养了大量植物学人才

除此之外，胡先骕还培养了大量的植物学人才。由于发表新的种一定是基于模式植物，他专门派人到英国皇家植物园林邱园拍摄中国模式植物的照片，拍了2万多张照片送回国作为中国植物学家研究的基础资料。他送了两名学生到欧洲去收集、研究新的植物，这两位学生回来后发现了大量新种。他的学生中还有后来命名了中国产植物超过1000种的中国植物分类学家王文采。

胡永红描述他感觉中的胡先骕“不圆润，看起来总是很严肃，因为他是真科学家，他总是在思考自己的问题，而且他总是坚持自己认为对的事。”在他看来，胡先骕之所以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取得那么多的成果，是因为他能坚持把自己每天的时间关联起来，这是成为一名真正“大家”的基础。

徐自豪从一名文史研究者的视角探讨了胡先骕的学术精神和价值追求。胡先骕不仅在科学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还有着深厚的古典文学造诣。这种科学与人文的融合，使得他的学术研究和人生经历极富启发意义。徐自豪特别指出，面对伪科学的挑战和学术界的错误批判，胡先骕坚持科学真理，勇于发声，展现了科学家的担当和勇气。他对年轻学者的帮助和支持，以及他在生活中的点滴细节，都充满了人情味，这种情感的传递和激励让后辈受益匪浅。胡先骕的科学家精神、人文情怀和坚韧不拔的品格具有跨越时空的影响力。

张修智对胡先骕的人文精神和诗学成就进行了评介。他眼中的胡先骕是一位博学多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的诗歌不仅具有文学价值，还富有历史意义，能够反映时代变迁和社会风貌。他的篇篇诗作纯粹而饱含真情实感，贯穿了他对国家命运的忧虑与关怀；同时，这些诗还记录了许多重要历史事件和个人感受，具有诗史成分。

对真理真实，对自我真实

胡先骕一家三代学人，19卷《胡先骕全集》由他的孙女胡晓江为主编的团队举10年之力完成。胡晓江称赞祖父天才渊博，但最激励她的还是祖父贯穿一生的“对真理真实，对自我真实”“从来都觉得自己做得很棒，从来都一个人把大家的话都说了，然后大家也都很喜欢听”“主张在学科上要专精宏通，在人生上要‘全化”的对真理不懈追求的精神和丰富的人格魅力，简而言之，就是“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

嘉宾们从多个侧面传达的胡先骕先生，也让现场听众深切感受到“世间曾有胡先骕，宛若水杉同葱茏”。胡先骕的一生正如他所钟爱的水杉，挺拔、葱郁，为后人留下了一片学术的绿荫，为科学的天空添加了一抹浓重的绿色。

裘曰修 （图片：出自于清叶衍兰辑摹，黄小泉绘《清代学者像传》）

概述

裘曰修（1712年—1773年），字叔度，一字漫士，号诺皋，清代名臣、文学家、水利专家，江西省南昌府新建县人，清朝政治人物。

生平

乾隆元年顺天乡试举人。乾隆四年（1739年）己未科二甲第七名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五迁至侍郎，历官兵、吏、户诸部。乾隆二十年（1755年）五月，因漏言胡中藻事，下部议夺职，左授右中允。十二月，擢吏部侍郎。乾隆二十一年，令在军机处行走。师讨准噶尔，命如巴里坤董军储。历礼部尚书、刑部尚书，官至工部尚书。熟稔南北河渠水利，能治水。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闰三月充《四库全书》馆总裁，不久卒。谥文达。葬于梅岭景区皇姑墓。

成就

政治
裘曰修在治水疏河方面功绩卓著，对当时的黄河、淮河等进行治理，领导治水二十八处、开河六十五条，完成堤防工程三千余里，裘曰修主要对黄河、大运河、淮河等进行疏浚和治理。在京城期间，他还参与规划修建现在北京的北海、中南海等引水工程建设。他立于水利工程的全局看问题，抓住洪水泛滥成灾的关键所在，探究洪水泛滥的源与流的辩证关系。他所著《治河论》上中下三篇，是我国治水理论中的宝贵财富。

文学
裘曰修文化底蕴深厚，博学多才，曾任《清会典》总裁、《四库全书》馆总裁。奉敕撰修《西清古鉴》、《钱录》、《秘殿珠林》、《石渠实笈》、《热河志》、《太学志》等文集和奏议十卷，诗集十二卷。裘曰修多次主持乡试会试，是纪昀的受业师。

军事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清军占领伊犁，厄鲁特蒙古作乱，兆惠奉命平叛，清军每月激战数十次，仍摆脱不了叛军围攻，清军杀马充饥，无骑步战，且战且退。此时，裘曰修奉命办理巴里坤军务，赐御用红绒结顶冠、御衣一袭，以宠其行。裘曰修到达巴里坤后，立即调运西安大米到前线，又组织甘肃驼队运粮，既节省了运费，又保证了前线的急需，直至平叛取得胜利。

作品

《裘文达公文集》、《治河论》、《上元节行次中山店作》》《诺亭诗钞》。

评价

乾隆皇帝：“品学端醇，才献练达。”

《清史稿》：“修奉使治水，利泽施於生民。”

《太子少傅工部尚书裘文达公神道碑》：“公本以文学受知，始终与书局相终始。”

《中州治河碑》：“不惜工，不爱帑，不劳民，上源下流，以次就治。”

亲属

父亲：裘君弼，清康熙丁丑（1697年）进士，曾任浙江建德县知县，后调任吏部。

母亲：王氏，世居江宁秣陵关，识诗书、工刺绣，今故地尊为苏绣著名传人。

夫人：熊氏。

长子：裘麟，曾任翰林编修，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在京城去世。

次子：裘行简，官至直隶总督，嘉庆十一年（1806年），卒于任上。

纪念

裘曰修及其夫人熊氏合葬墓，俗称皇姑墓。熊氏，南昌县人，传说举止仪态酷似乾隆皇帝死去的妹妹，被皇太后认作义女，因称皇姑。皇姑墓始建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是迄今江西省罕见的大型地表墓葬。1986年被列为南昌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传说故事

裘文达公为水神

在清代的各类笔记中，记录了很多清朝官员死后成为河神、水神、城隍神的故事。而这些官员生前有的为朝廷重臣，声名显赫，他们为官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正直清廉。清代诗人、文学家袁枚在《子不语》“裘文达公为水神”篇中就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

裘日修（1712年—1773年），字叔度，一字漫士，江西南昌新建人。乾隆年间先后中举人、进士，裘日修从任编修起，多次在兵部、户部、吏部任职。是清代名臣、文学家、水利专家。

乾隆二十年（1755年）春，清军出征准噶尔之前，裘日修向乾隆帝面奏军务机宜，深得乾隆帝之心，即获赐御衣冠。随后，他前往北疆，传达圣意，占领伊犁，并最终消灭了准噶尔汗国。第二年，几个准噶尔部降将反叛，清军再度出征伊犁，并协同陕甘督抚满洲诸将军平叛。一介书生，冒着危险奔赴万里，“下协边情，上符睿算”，实是近代儒臣所未有也。

裘日修为人善应变，处世通达，偏于慈惠。他在做司寇时，上奏请求免除盗取人参者的死刑。每当诸大臣拿不定主意、想探究圣意但迟疑不前时，他则独自发声，宁可冒犯皇上也绝不有所隐瞒。乾隆帝念其忠心耿耿，虽然时有严训，但对他始终恩礼如初。

裘日修最为擅长治水，曾八次勘察水利，三次到河南，两次到江南，其它则是在直隶。他治水先确定造成水患的原因，然后再选择合适的应对之法。他治理的黄河、淮河、淝水、济水、伊河、洛水、沁水、汜水等，共九十三河，俱有成效，并成为后世治水的参照之法。

六十二岁那年，裘日修因病去世。在他生病期间，皇帝亲自写诗问候，给他送去的医药不绝于道，还加封其为太子少傅。他去世那天，公卿士大夫素车塞路，外省守河堤的老兵、烟墩戍卒皆泣叹，还有失声痛哭者。死后，上赐谥“文达”，入贤良祠。

相传裘日修临终之际，对家里人说：“我前世原是南京燕子矾的水神，如今就要去归位了。我死后，你们送灵柩回江西，一定要经过燕子矶，那儿有座关帝庙，你们可以进庙里去求签。如果所求得的是上上第三签，我仍然是水神。如果不是的话，我也许已遭贬谪，不能复位了。”说完，他就去世了。

家里人听了这番话，都半信半疑。只有一位老仆人非常相信，他很肯定的说：“裘公是王太夫人所生。王太夫人是南京人，当年渡江时，曾在燕子矾水神庙求子。晚上梦见一位穿官服、持笏板的人来说：‘给你个儿子，而且给你个好儿子。’果然，一年后生了裘公。”这次，裘日修的妻子熊夫人，带着裘公的灵柩回乡，途经燕子矶，按照裘公临终遗言：到关帝庙去求签。果然，得了上上第三签，全家人受到感动，大哭起来，烧了大量纸钱，浮满了江上，又在庙里边立了裘公的神位，并树立了尹文端公为裘文达公撰写的诗碑。

那年，我（袁枚自称）到苏州去，船行在燕子矶，遇到顶头风，不能走。于是，我向裘日修的神位作揖，并在墙上题诗说：“燕子矶边泊，黄公垆下过。摩挲旧碑碣，惆怅此山阿。短鬓皤皤雪，长江渺渺波。江神如识我，应送好风多。”第二天，果然起了大顺风，使我所坐的船，得以顺风而行。

概述

喻昌（1585年—1664年），字嘉言，号西昌老人，中国江西新建（今南昌）人，明末清初著名中医学家。《清史稿》卷 502〈喻昌传〉载：“喻昌，幼能文，不羁，与陈际泰游。明崇祯中以副榜贡生八都止书言事，寻诏征不就，往来靖安间，披剃为僧，复蓄发游江南。顺治中侨居常熟，以医名，治疗多奇中，才辩纵横不可一世。”他医术精纯，对伤寒论有深入心得，又致力于写作与教授生徒，最具代表性的是《喻嘉言医学三书》－《寓意草》、《尚论篇》、《医门法律》，对后世有很大影响。他与张璐、吴谦，被誉为“明末清初三大名医”。

喻昌与中医理论

喻氏之三纲学说
喻昌是研究《伤寒论》的著名医家之一。他认为，四时虽均有外感，但张仲景独详于伤寒，治伤寒之法，可变化而用于其他外感，故伤寒为四时外感之大纲。而在“伤寒六经中，又以太阳一经为大纲；而太阳经中，又以风伤卫、寒伤营、风寒两伤营卫为大纲。”这就形成了喻昌三纲学说的主要观点。风伤卫用桂枝汤，寒伤营用麻黄汤，风寒两伤营卫用大青龙汤。用之得当，风寒立时解散，不劳余力。喻氏倡导三纲说的含义在于，麻黄、桂枝、青龙三方主治太阳表证。若表证辨治得法，则不会出现种种变证及传经之病，而能将伤寒病治愈于得病初期。因此，喻氏之三纲学说体现了张仲景早期治病的思想，虽然后世对此观点是否符合仲景原意，有无临床实际意义提出异议，但应当看到喻氏之说的积极意义。

对燥症的认识
至于燥气病机，喻氏认为，入秋并不遂燥，是大热之后，继以凉生，凉生而热解，渐至大凉，燥令乃行。虽然燥生于秋冷，但其性异于寒湿，却常偏于火热，这是因为“燥位之下，火气承之”，燥盛而兼火化之故。《内经》提出“燥胜则干”，故临床所见，干于外则皮肤皴揭，干于内则精血枯涸。津液耗竭，出现种种变化。总之，燥之为病，火热为盛而致。燥为秋金主气，故易伤肺脏。早在《内经》中就有“诸气膹郁，皆属于肺”，“诸痿喘呕，皆属于上”的认识。这是燥伤于肺的病症。对于燥病的治疗，喻氏创立了著名方剂清燥救肺汤，该方由桑叶、煨石膏、生甘草、人参、胡麻仁、阿胶、麦门冬、杏仁、枇杷叶等药组成，以治疗诸气膹郁，诸痿喘呕，肺之燥者。其用药的宗旨，强调治燥忌用辛香行气之品，以防伤津助燥。总之，喻氏于燥之论述，从其邪气生成，病邪性质，致病特点，临床表现，治疗原则，临床用药一一加以论述，可谓对燥症深刻认识的一大家，其影响十分深远，被后世医家所推崇，仍有很大影响。

诊治规范
喻昌十分注意诊治规范，并撰有专文讲述医案的书写。他说，书写医案时，必书“某年某月某地县，人年纪若干，形之肥瘦长短若何，色之黑白枯润若何，声之清浊长短若何，人之形志苦乐若何，病始何日，初服何药，次后再服何药，某药稍效，某药不效，时下昼夜孰重，寒热孰多，饮食喜恶多寡，二便滑涩无有，脉之三部九候何候独异，二十四脉中何脉独见，何脉兼见，其症或内伤，或外感，或兼内外，或不内外，依经断为何病，其标本先后何在，汗吐下和寒温补泻何施，其药宜用七方中何方，十剂中何剂，五气中何气，五味中何味，以何汤名为加减和合，其效验定于何时，一一详明，务令丝毫不爽。”也就是说，需要仔细而全面地收集病症，不仅包括望闻问切的有关情况，同时亦包括天时、地理等自然情况，不仅包括各种病症表现，也包括致病的原因，病情的发展变化。只有这样，才能准确辨证，正确施治。喻氏建立的这一诊治规范，充分体现了喻氏强调辨证论治的思想，注重科学、严谨的作风。

“大气”的认识
喻昌认为，人体之中存在有“大气”统摄于周身。正是由于大气的作用，才使五脏六腑、大小经络发挥各自的功能活动。若大气一衰，则人身的气机运动无源，既不能升降，又不能出入，致使“神机化灭，气立孤危”，再甚者则危及生命。正由于大气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故喻氏深刻加以研究。他认为人身之大气，即胸中之气，其气包举于肺之周围。由于大气的作用，使脏腑经络功能得以发挥，营卫之气得以统摄。而大气充斥于周身上下内外，无处不到，环流不息，致使通体活动功能正常，生命活力旺盛。大气虽为胸中之气，然胸中还存在着膻中之气、宗气。喻氏认为，膻中之气、宗气与大气虽出于同一部位，但有所不同，应当加以区分。
膻中之气为臣使之官，有其职位，说明有其具体的作用。大气则无可名象，没有具体作用，有如太虚之中包举地形一样，主持着整个自然界。宗气与营气、卫气分为三隧，虽为十二经之主，但有隧而言，说明有具体所指，而不同于大气之空洞无着落，二者亦不相同。因此，大气高于宗气、膻中之气以及脏腑之气、经络之气。人身各种气均在大气的统摄之下，才能发挥各自的作用以维持全身的功能活动。此即喻氏论大气的主要观点。该观点对后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如张锡纯著《医学衷中参西录》论大气，创立升陷汤等，均与该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文中论大气虽强调其对人身生命活动的重要意义，而在治疗时仍停留在既往一般用药水平，理论与治疗似有不合拍之处。其将大气与宗气、膻中之气加以区分，但其如何运用于临床实际，尚未阐发十分深入，故而后人不采纳其说者亦有之。

历史评价

喻昌在中医学理论研究方面颇有贡献，不仅于《伤寒论》的研究独有体会，倡导三纲学说，而且对于中医基础理论问题颇有建树。其大气论、秋燥论的观点亦为后世所称许。此外，其强调辨证施治，倡导诊治规范，亦很有学术价值。至于其临床经验亦十分丰富，治痢用活人败麦散以逆流挽舟，治关格用进退黄连汤升降阴阳等，都被后人所推崇。故而，喻氏成为清初三大医家之一，名噪一时。

明末名医喻嘉言论进退黄连汤

喻昌曰，黄连汤者，仲景治伤寒之方也。伤寒胸中有热，胃中有邪气，腹中痛欲呕吐者，黄连汤主之。以其胃中有邪气，阻遏阴阳升降之机，而不交于中土，于是阴不得升，而独治于下，为下寒。腹中痛，阳不得降，而独治于上，为胸中热、欲呕吐，与此汤以升降阴阳固然矣。而湿家下之，舌上如胎者，丹田有热，胸中有寒，亦用此方何耶？后人牵强作解，不得制方之旨，又安能取裁其方耶？盖伤寒分表里中三治，表里之邪俱盛，则从中而和之，故有小柴胡汤之和法，于人参、甘草、半夏、生姜、大枣助胃之中，但加柴胡一味透表，黄芩一味透里，尚恐圭角少露，有碍于和，于是去滓复煎，漫无异同。饮入胃中，听胃气之升者，带柴胡出表；胃气之降者，带黄芩入里，一和而表里之邪尽服。其有未尽者，加工治之，不相 格矣。至于丹田胸中之邪，则在于上下，而不为表里，即变柴胡汤为黄连汤，和其上下，以桂枝易柴胡，以黄连易黄芩，以干姜代生姜。饮入胃中，亦听胃气之上下敷布，故不问上热下寒，上寒下热，皆可治之也。夫表里之邪，则用柴胡、黄芩；上下之邪，则用桂枝、黄连；表里之邪，则用生姜之辛以散之；上下之邪，则用干姜之辣以开之，仲景圣法灼然矣。昌欲进退其上下之法，操何术以进退之耶？前论中求之于中，握枢而运，以渐透于上下。俟其荣气前通，卫气前通，而为进退也。然而难言之矣，格则吐逆，进而用此方为宜。盖太阳主开，太阳不开，则胸间窒塞，食不得入，入亦复出，以桂枝为太阳经药，和荣卫而行阳道，故能开之也。至于五志厥阳之火上入，桂枝又不可用矣，用之则以火济火，头有汗而阳脱矣，其关则不得小便。退之之法，从胃气以透入阴分，桂枝亦在所不取，但胃之关门一开，少阴主阖，少阴之气不上，胃之关必不开矣，昌意中尤谓少阴之脉沉而滞，与趺阳之脉伏而涩，均足虑也。《内经》常两言之∶曰肾气独沉，曰肾气不衡。夫真气之在肾中，犹权衡也，有权有衡，则关门时开时阖；有权无衡，则关门有阖无开矣。小溲亦何从而出耶？是则肾气丸，要亦退之之中所有事矣，肾气交于胃，则关门开；交于心，则厥阳之火随之下伏，有不得不用之时矣。进退一方，于中次第若此，夫岂中人所能辨哉？

【律四条】

凡治关格病，不知批 导 ，但冀止呕利溲，亟治其标，伎穷力竭，无益反损，医之罪也。

凡治关格病，不参诊人迎趺阳太冲三脉，独持寸口，已属疏略。若并寸口阴阳之辨懵然，医之罪也。

凡治关格病，不辨脉之阳虚阳实阴虚阴实，而进退其治，盲人适路，不辨东西，医之罪也。

凡治关格病，不崇王道，辄操霸术，逞己之能，促人之死，医之罪也。